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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See Michael Walzer: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5， pp. 183-198. [5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229页。

（二）构建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显然，对于科学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之建构，需要回到复杂的现实，以决策事项为逻辑起点，并以程序正义理念而非单纯的程序工具主义作为指导。由此，可构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评估的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

[19]同前注[17]，伊丽莎白·费雪书，第44页。4.法治化认为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体制化则认为刚性稳定压倒一切。由于风险具有客观存在和主观建构二元属性，合作式风险评估不仅需要专家意见，也需要公众偏好以增进评估质量，进而提高公民对行政决策主体的信任。（2）在评估类型方面，多是应急型、运动型、资源补偿型评估，忽视合作式评估。在此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应当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正性等内容。

[1]笔者认为，这些反思性研究成果对于推动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合法性具有一定意义，但缺乏对该制度实践的宏观把握，对制度之整体构造并没有予以充分检视。体制化集中表现为，依靠行政权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优势来维系行政决策的可接受性，甚至以一种不计成本、不讲规则的资源挥霍方式来处理和消解决策过程中的风险。仍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体制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人的权力意识消解法治。

在该目标及其逻辑指引下，决策主体笃信决策的有效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4.法治化认为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体制化则认为刚性稳定压倒一切。这种做法，学者称之为运动式治理方式的体制化。如若评估主体在风险评估中不公开信息，那么公众将无法收到权威、客观的信息，更无法对决策的风险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程度进行思考，自然无法参与到风险评估中来。

它要求决定风险评估法律效力的评估主体处于中立、超然、不偏不倚的地位，对参与行政决策过程的其他主体及其相关事项不得存有偏见、歧视和利害关系。例如，2012年12月耗资近7亿元的蚌埠大庆路淮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仅9个月后，主桥面就出现了脱皮现象。

[17][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在评估过程中，其他主体或社会公众如认为评估专家与所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要求其回避，类似的立法如《国家药品审评专家管理办法》第21条的规定。对于核心制度，应构建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导的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利益声明和回避制度、评估咨询制度和同行评审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例如，《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草案）》第7条规定，决策事项是否启动由行政机关决定，公众并没有启动决策事项的权利。

由此，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亟需构建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程序正义是要在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之间寻得某种程度的平衡，毕竟决策需要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其正当性也需要各方主体的妥协才能实现。[3]这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体制化虽然有利于快速消解不稳定因素，但缺乏对权利的尊重和维护。

决策主体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风险评估的相关内容公之于众，让社会公众全面清楚地了解风险评估以及自身的权利义务。[10]这种将原因归结为天气的水土不服论不免让人生疑，何以在风险评估中仅仅对运用他国材料作可行性评估而没有作不可行评估？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决策者是为片面追求政绩从权力意识出发进行建桥决策，从而脱离了法律的制约，最终导致脱皮现象的发生。

[5]同前注[3]，许传玺、成协中文。有学者更进一步对体制化与法治化（即周镇宏所认为的制度化）进行了6个方面的对比（参见付翠莲：《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治保障研究》，《行政与法》2013年第3期）。

换言之，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风险评估的组织，而具体如何评估则由专家、利益相关者和一般公众组成的评估主体进行。《法治政府的意见》颁布两年后，国务院出台的《指导意见》第7条就规定：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遵守工作纪律，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会议讨论情况严格保密。如仅仅将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程序规则以工作流程的样态呈现，那么对应的责任必然是工作纪律。该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利益声明应在评估开始之前的7日内公布，应规定利益声明的具体内容，建立评估专家的退出制度，公示评估专家的退出理由。随后，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围绕合作式评估原则，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应构建动议、说明理由、同行评审、监督与救济等制度体系。

同时是审慎的，能够对现有信息进行仔细权衡，慎重地进行政策选择。它们通常以概括＋列举＋兜底的表述形式规定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事项，[12]其中，兜底条款中的其他重大事项则由决策主体自行确定，这就极有可能将本应列入风险评估的事项作为非重大事项来对待，从而逃脱风险评估程序的制约。

然而，必经程序并非法定程序。在国家资源总量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势必减缓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资源的配置力度。

[15]对于实践先于理论而行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应容许它的试错实践。该项制度的核心在于，评估咨询主体与行政机关和社会公众应当保持独立，从而确保它们独立和理性地提供智识支撑，发挥符合自身角色的作用。

[12]参见王仰文：《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事项范围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5期。不少基层政府部门不乏在必经程序的诸多步骤、环节中采取多种‘弹性变通路径，乃至将其简化为诸如领导小组＋内部座谈＋文字报告等形式，[7]扭曲了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实质。对于涉及广大公众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则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来吸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事实上，这种模糊性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规范性文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8]作为规范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也必须针对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现实。[13]例如，《甘肃省张掖市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设信访风险评估办法（试行）》第4条规定的评估内容（参见中共张掖市委、张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张掖市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设信访风险评估办法（试行）〉的通知》，《张掖政报》2010年第4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第2条规定的评估范围（参见http : //www.szsyz. gov. cn/zgdzsfwbgs/wjhb/112024. htm,2014年8月3日访问）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可是，在理论上，这种容忍程度应当有所降低。这种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之前提是保证在行政决策中风险评估是一种法定程序。

这样的对话影响技术风险决策。地方政府一方面从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中强化政府的维稳能力，例如，成立专门的维稳机构（维稳办、应急办、综治办等）、设立专项维稳基金等。

风险 自本世纪以来，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行政机关开始重视其决策活动本身所带来的不确定的负面后果。它应该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浸润在整个评估制度之中，包括利益声明制度、回避制度、评估咨询制度、决策主体与评估主体分离制度等。2.体制化的关键是权力和资源的进一步集中，这与法治化所要求的权力的适当分工与制约格格不入。[18]黄锦堂：《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参见杨芳勇：《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综述》，《社会工作（实务版）》2011年第12期。故此，需要构建多中心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

利益声明制度是指参与风险评估的专家在开始评估之前应该做一份利益声明，以表明其与所要参与评估的事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对于每次评估之前的利益声明都应该记录在案，并在当地官方网页或者媒体上公布，供公众查询和监督。它通过建立一个程序框架，使各种观点能够理性交换、相互理解、充分论证，进而使决策的考虑足够广泛，最大化运用现有知识来形成洞见，并因此获得合法性。

[7]参见刘泽照、王惠佳、黄杰：《基于政策执行的基层政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一项面向西部Z县的质性研究》，《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摘要】我国现行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之症结在于缺失行政法的程序构造与制度理性。